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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23 21:20:08

  上海体彩网15年放映850多场 他们让盲人“看”到电影

  

  

15年放映850多场 他们让盲人“看”到电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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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长时间无响应,请刷新本页面  每周六早上九点,几位志愿者早早来到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,用丝带蒙起眼睛,体验一会儿看不见的世界,一旁的工作人员叮嘱他们行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
  再过几分钟,志愿者们将拆下丝带分头行动,前往地铁站和公交站,帮助一批盲人观众来到电影院——这是他们每周固定的观影时间。

  每周的一件大事儿  肖焕义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慢慢走进影厅的通道,还没拐到座位上,他便循着声音认出了正在说话的老友:  “嘿,你们来啦!”  “快来,第一排给你留着位置呐!”  老肖今年61岁,已经是这家心目影院十几年的老观众。 每周六,他和朋友们会从北京的各个方向赶过来,在这里“看”上一场电影。

  但他们观影的方式有些特殊——因为先天失明,老肖无法看到屏幕里的光影,只能从讲述人的口述来感知电影里发生了什么。

  两位讲述人手拿着话筒坐在影院中间,在电影播放时“见缝插针”:对白出现,就在第一句提示这是哪个角色;没有对白,她们就用语言描述当前播出的画面,串起整个电影故事:  “威廉脱下上衣,戴上泳镜,用很标准的姿势跳下来,他游得飞快,一身的肌肉在水里闪闪发光,引起了旁边所有人的注意。 ”  “淑仪脸色苍白、累得直喘气,他爬进游泳池,脸上还保持了刚才的表情,很笨拙地往前游,用的是一个狗刨的姿势。

”  和其他的影院不同,放映的时候,心目影院的影厅里留着两个小灯。 声音也要适当调小,因为平时为追求视听效果的高声音量,对于听觉敏感的视障人群来说有些刺耳。   为盲人讲电影,源于郑晓洁和王伟力夫妇一次偶然的尝试。 在家里,王伟力为一个视障朋友讲了一场《终结者》,讲得匆匆忙忙,可朋友听完后却激动地抱着他们转圈:原来电影是这样的啊!  他们发现,盲人在理解事物的时候,不光是视觉和声音的理解,还有重量、质感、温度和味道,“为什么盲人朋友能够成为观众,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细腻、敏锐的能力”。

  当时,他们有一档专门为残障人群开设的电视栏目《生命在线》,因资金短缺停掉后,郑晓洁舍不得这些残障朋友,便从制片人转型成为助残一线服务工作人员,在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展开助盲服务的活动,2004年,他们开始尝试为盲人讲电影,地点是鼓楼西大街的一家小四合院。

  两年后,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名字——心目影院。

老肖也在这时来到小院,从此成为影院的忠实观众:“这已经成为我们一周的大事儿了”。

  他印象里第一次看电影,是一年级时学校放的《铁道卫士》,但那时只能听个热闹,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分不清。   而现在,“不管是老的《小兵张嘎》,还是后来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以及《盗梦空间》我们都能听得懂,虽然《盗梦空间》比较虚幻,但我们也知道什么叫蒙太奇了”。

  2018年6月,心目影院搬离了小四合院,走进电影院线,盲人观众可以坐在电影厅里看上最近的新电影,今年大热的国产科幻《流浪地球》,他们也早在电影院看过了。   告诉我,你看见的是什么?  “我们应该保护地球,尊重大自然,现在就应该防微杜渐……”谈起《流浪地球》,老肖能讲出大段大段关于科幻、环保事业的感想。   但播放这样的片子,对电影讲述人来说其实是不小的挑战。   刘冬云和搭档是从志愿者变成电影讲述人的。

尽管已经讲了三、四年,电影一放完,她们还是找到经验丰富的王伟力请教,看看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改进。   讲电影有技巧,画面描述要尽可能简洁生动,让盲人观众迅速领会。 每个讲述人开始练习时写的脚本,几乎是对整个电影的“零件拆解”:同期声、画面的文字描述、各种细节,一部电影的脚本往往要写上好几万字,写完再跟电影反复核对,保证在最合适的时间内讲完。   几年间,刘冬云和搭档讲过《卧虎藏龙》《绣春刀》等武侠片,也有《新不了情》《饮食男女》等爱情片,不过最常讲的还是生活片,因为剧情和人物相对简单,讲的都是身边发生的事儿,盲人群体更容易理解。

  有一次,她想挑战把喜欢的《新龙门客栈》播给观众,但开始练习以后就后悔了:“因为镜头切换很快、武打场面都很紧凑、用的兵器都不一样,我们真的就是看了很多遍,几乎一夜没睡地去练习。 ”  好在,第二天大家听得还挺高兴,讲述终于“勉强过关”。

  有人会不解,盲人如果先天失明,他要怎么理解电影里蓝天白云的样子?  王伟力说,这其实很多明眼人的误区。

盲人都有视觉的意识,对于视觉的需求是一样的。

所以他们的内心视觉形态、信息模式基本上都趋于一致。

而他们要做的,就是把盲人的内心视觉和画面上的视觉勾连起来。   “盲人的心理视觉是触摸形成的,我把它叫体感视觉或触摸视觉,所有触摸的物体就留在他的内心了,变成了一种理解世界的语言。 ”2008年,他们开办首个盲人触摸艺术展,带着观众触摸卢浮宫的雕塑复制品。 后来,播到《侏罗纪公园》这样的科幻片,他们就把恐龙的模型拿来,让盲人们一边触摸、一边感受和想象。   王伟力回忆起一个场景,他们去到航天馆,一位盲人把一个几十米的运载火箭从头摸到尾,全程都咧着嘴高兴地笑,听完一路的讲解,他感叹:“国家做这个航天,真是不容易。 ”  盲人是明眼人的一面镜子  2004年至今,红丹丹志愿者团队已经为盲人放映过850多场电影。

  肖焕义如今是盲人观众里的活跃成员,每当有文艺汇演,他总是积极地报名,有次郑晓洁要去外地参加一个盲人国际会议,他也问:“我能不能自费去参加?”  “他想参与和了解这个世界,已经从残疾人变成一个社会人。 ”王伟力说。

  志愿者们经常觉得,并不是他们帮助了盲人群体,而是自己从帮助盲人的过程中成长了很多,“盲人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”,是他们反复提起的一句话。   “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,我想如果蒙上眼睛,可能连这个楼都下不去,别说一辈子了。 所以重要的是大家在盲人朋友的身上找到成长的空间,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。

”王伟力希望,明眼人都能够平视身边的视障人群,帮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平台中来。

  一次放映后,有位盲人观众不好意思地讲,自己家里关了三年的电视机终于“解禁”了。 因为突然失明,她急切地想知道电视里都在演些什么,可父子俩总是不给她讲,时间长了,焦急变成了恨意,家里只要一开电视她就要寻死觅活。   “其实他们不是必须要看电影,而是寻找一个家的感觉、被尊重的感觉。

”家庭矛盾、寻短见,已经和盲人成为朋友的郑晓洁,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。

  视障人群的焦虑感很多人无法感同身受,社会上对这个群体的盲点也依然存在。 不理解不支持是常事,甚至心目影院从四合院走向电影院,也是一个“被离开”的过程,到现在,他们面临的瓶颈依然是资源问题。

  但这项事业还要继续,郑晓洁表示,他们还要尽力做到更好、更专业。   2018年底,首届北京盲人电影展成功举办;今年6月底,全国11个城市的心目影院共同联动,在同一时间,21位讲述人用同一个脚本为1260名蒙眼观众和视障观众讲述《港珠澳大桥》,创造了“‘心目影院’最多观众的人声解说式电影放映(多场地)”的吉尼斯记录。   对于未来,王伟力还有两个小愿望,一是希望电影发行的时候能再开通一个讲述声道,能更广泛地普及对盲人的讲述,另一个,是希望未来的电影院在声音设置上,也能适应盲人的听觉特点。 (任思雨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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